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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姨和父亲时常身上有伤，两人一回家互相抬头一看，彼此都明白，谁也不说。
文姨没有问父亲那十几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父亲自然也没有说。
在我走后三四天，文姨开始给父亲织毛衣，她开始忙得闲不下来，她不让自己闲下来，每天总是忙忙碌碌地做着一些事情，没时间休息一会儿。有时文姨做着做着就忘了自己要做什么，在客厅里来回找一会儿，茫然地抬头看着父亲。
父亲也是一脸茫然，两人就都笑起来。
文姨**是最轻的，所以她每天晚上都有时间，文姨就给大家织毛衣。
文姨自己算了一下，发现至少要织三件毛衣，给时叔叔徐阿姨和父亲各织一件，至于她自己，就以后再说吧，等冬天到了再说，万一今年不冷呢？那就不用毛衣了。
文姨坐在方桌前织毛衣，边织毛衣，边等父亲。
她织到深夜，等到深夜。
父亲每天回来后都要看看文姨的手，文姨手上的口子长好了又裂，总是好不了。
父亲膝盖也是，总是青紫着，肿得很高。
文姨每次看都叹气，她问父亲：“你这怎么弄呢？”
父亲想想说：“你不看就不疼，我都想不起来。”
文姨只能笑笑，也不敢乱给父亲揉。
文姨还没做好准备，冬天就到了，纷纷扬扬的雪花落下来，打在文姨身上。
文姨脚肿了起来，她脚上有冻伤，每到冬天都会肿，痒痒地往外流白水。
文姨看着肿起来的脚面，掀开帘子看被热气遮住的父亲。
父亲端来热水给文姨洗脚，他看着文姨的脚，沉默地给文姨洗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很专心，专心地就像他在画图纸或者推算试一样。
文姨看着父亲的头发，心里怀疑父亲已经神思不在，再出神地想别的事情去了吧，可当文姨稍稍一动时，父亲就问：“疼吗？”
文姨忙笑着摇头说：“不疼，都好几年了，习惯了。”
父亲点点头，接着给文姨洗脚，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天就这样过去，文姨的脚始终在暖水里，或者捂在父亲腿上。
父亲怕被窝里凉，冻着文姨的脚，就将她的脚放在自己腿上。
我看着茫茫的大雪，想起刚来的日子，正在我坐在田埂上出神时，身后有人拍了我一下。
我回头一看，是罗石。
“出来了？”罗石问我。
我一向习惯待在屋里，这里对于我来说很陌生，所以很少出来。自从来到这里，我只要没事都待在屋子里，读我为数不多，已经翻烂了的几本物理、化学书。
他们总是笑我，说我不像个男子汉，我也不理。
我刚到这里时早已心如死灰，看着远得要命的天，望不到尽头的路，还有乡间黄土坝上不熟悉的面孔和听不太懂的话语，我心里只剩颓废。
没人能听懂我说的东西，唯有罗石是我唯一的朋友。
罗石的活泼和生气来自于他体内，不属于这里，所以无论他到哪里，这股活力都不会枯竭。
初见罗石是在来的那天，我被车颠得呕吐了几次，李冲扶着车座拍我后背，我们互相拍背，希望痛快些。
山路越走越窄，驴车也越来越晃，就像一个大沙漏，我像沙子一样被摇得天晕地旋，直不起腰来。
兴奋和离别早已被疲累替代，就像一个巨大的泥沼，陷在里面循环往复出不来。
李冲攥起拳头捶铁车座，咚咚咚的就像摊面黄，他没有力气了，狠气地抬头看了一眼，发现走了许久还是一样的景色，连天的黄土和土山，黄蒙蒙辨不出方向。
李冲开口往前喊，竟引来一阵吼声。
就像干裂的土地里冒出一锤子，砸得黄土崩起，天崩地裂。
这一声直灌天地，声音很大，虽然沙哑却直穿被黄尘蒙上的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