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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生次郎皱了皱眉头，一时没有理睬支那特务科长的说法。思忖片刻之后，他开始尝试直接与史兆贤对话。
史兆贤曾经赴日研学，日语算得上熟练，这一点柳生次郎是知晓的。很快，两个人就撇开凌杰铭，开始用日语交谈。
得知这名未穿军装的少佐，就是北平日本宪兵队的特高课课长，史兆贤不由得心中一动——在东瀛期间，他对日本社会了解颇多，特高课这个称谓乃是出自该国警察系统，是警署里专门针对“政治犯”涉案的。想不到，日本人竟然已经将特高课机构搬到了中国。
柳生次郎对待中国教授的态度，可谓不文不火，谈不上尊重，也谈不上轻视。当然，他更在意的是要通过二人之间的直接对话，厘清这起行刺案件的更多细节。
看得出，面前这位史教授无疑吓得不轻，以至于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他仍然未从惊恐当中解脱出来。回答的问题显得支离破碎，注意力很难集中。
但随着对细节的逐渐掌握，日本人的特高课课长不由得回过头去，重新审视方才凌杰铭的看法：莫非行刺凶手真的是学生？
首先，确定凶手人数为四个，这是经反复询问史兆贤与车夫之后得出的。并且根据这两人提供的印象，可知四个凶手年纪都很轻。
其次，至少在柳生次郎本人看来，这绝对不是蓝衣社的职业特工做下的案子——四名刺客在最初使用的均为冷兵器，按照史兆贤与车夫的描述，冷兵器的形状各异，甚至有刀有剑。至于在现场打响的枪声，也是最后时刻才爆出的。
最为关键的是，那两枪发射可谓毫无准头，现场检获两枚弹壳，弹头则只发现一颗，系射入史宅四合院大门的一颗，另一颗无踪可觅，不排除当场射飞。这样不堪的枪法，明显不可能是蓝衣社杀手所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