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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正蹲在地上写检讨，王大利带着人过来了。他们不由分说地把父亲拉了出来。父亲没有反抗，这几天他都是这样被人拉来拉去，推来推去的。父亲冷眼看着王大利，父亲也会对人摆起了冷脸。这让王大利不痛快，他想看到的是父亲屈服的模样，可惜地是他从没有看见过，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。父亲对王大利只有冷脸，只有愤怒，最后忙到顾不上的时候，父亲脑子里想着物理推导，都看不到站在自己面前训话的王大利。“说！说！说！”
父亲的头被摁在牛棚木栏上，硬硬的木刺扎进父亲脸上。父亲侧着脸看王大利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“反动派没有硬骨头。”人们下了论断。他们继续审问父亲。
父亲就这样被反反复复地审问，提醒，逼供。当我后来看到父亲身上的伤痕时，我只能转过身去。
不知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总之他没有松口，或许也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他心底的悲凉远超于身体的疼痛，至于精神上的侮辱，在疼面前这些都想不起来了。
他们问父亲那些信都写了什么，递给了谁，泄露了多少机密。
父亲想起给我写的那些信，忍不住笑起来，他咧着嘴，口水顺着嘴角滴下。他想哭他想笑，他想到顾归，想到大漠，想到自己的妻子，儿子，最后忍住一切情绪解释：“我没有对不起国家，那是给我儿子的信。”
“你消失那几年去哪了？”王大利问。
父亲抬起头看看王大利选择了沉默，他撒不了慌，对任何人都是这样。父亲只能沉默，一旦他说话就会被人看出破绽。父亲知道自己不善于伪装，就像归国的码头，他紧张地说不出话来。
王大利看着父亲倔强的眼神，摆摆手转过身去。出乎王大利意料的是，身后并没有呻吟声，没有叫喊声。
父亲咬住了嘴唇里面的嫩肉，一声没吭。父亲咬出一股血腥味儿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，但他必须挺着，他想老师还在医院，自己不能挺不住。
窗外已经很黑了，我走到窗边看看想拉上窗帘，文姨摆手制止我。自从文姨早出晚归开始，她就习惯客厅不拉窗帘，这样她一起来就能看见外面是什么天气。
今天晚上是因为她心慌，父亲还没有回来，文姨站在客厅里，时不时看看窗外。床上黑成一块布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我家的门砰砰地响起来，我看看文姨，挡在她前面。
“归归，去开门。”文姨在我身后对我说，她脸上反而失了刚才的慌色。
我刚一打开门就被推到一边，门被粗暴地踹开，我被推倒在地。
一群红小将冲进我家，嘴里高喊着口号，只是他们都愣子客厅里，他们或许惊讶于我家为何如此地简洁、空荡？一把多余椅子也没有，客厅的水泥地还泛着水光，是文姨刚刚拖的，还没晾干。他们的眼神在客厅里来回搜寻，实在看不出哪里能藏东西。
一个小男孩掀开了我卧室门框上的帘子。他惊讶地看着我的房门，这是一个大洞，两边还露着砖。这是从中间砌墙时李叔叔给我凿的，反正能进能出，后来也就没再管。随着我长高，头渐渐够到洞顶，上面的沙子被我蹭下来不少。